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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曾是家庭稀罕物-千龙网·中国首都网

2019-05-28 09:56

1995年11月,通县(现在的通州区)次渠镇高古庄村养鸡专业户董贵华安装了家庭电话。当时,全镇7000多户,已有1400户装了程控电话。胡敦志/摄  

上世纪80年代,私人电话还不普及,大家只得去电话局打长途电话,这是工作人员正在为准备打电话的人服务。张风/摄

北京市市内电话局东单营业厅的工作人员紧张地进行放号工作。摄于上世纪90年代初。刘卫兵/摄  

上世纪90年代初,市民在电信营业厅排队报装电话。翟伟/摄  

明天是“世界电信日”。改革开放后,北京的电信事业可谓飞速发展,手机如今几乎是人手一部。年纪轻点儿的人恐怕难以想象,就在二三十年前,北京市民家中想要装上一部固定电话,动辄就要等上一两年的时间。

1 普通人家装电话上了头版

1984年4月20日,本报头版曾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——《农丰里50多户普通干部工人家装电话》。文中提到,农丰里是原农垦部、农业部宿舍。1982年这里落成了5幢楼房,迁入440户居民,但附近只有一部公用电话,群众打电话十分困难。在北京市市内电话局的支持下,原农垦部、农业部集资2.7万元,安装了一部小交换机,于1982年下半年开通使用。这是本市第一个安装小交换机的居民住宅区。

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,有100多户居民家里陆续装上了电话,其中50多户是普通干部和工人,每户每月交月租费4元。这些居民说,装电话以后很方便,有急事也不犯愁了。年过六旬的王国禄,患有心脏病,白天经常独自一人在家。他家装了一部电话之后,他高兴地对人说,这是给我装了一条生命线。

随后,时任市电信管理局副局长高延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,市电信管理局支持有条件的居民区安装电话总机,为用户安装分机,以解决居民打电话难的问题。他谈到,城区有居民400多万,公用电话仅2000多部,并且是定时服务,十分不便。随着城市发展,高层建筑越来越多,又给公用电话的传呼带来困难。在居民比较集中的住宅区安装总机,电话局只需提供很少的外线,就可以使许多居民在家里打电话。(1984年5月14日《北京日报》1版,《支持有条件居民区装电话总机》)

很快,农民家里也出现了私人电话。

1984年5月23日下午,一位农民来到北京市市内电话局营业室,掏出一张2000元的支票。营业员在给他开的收据上,写下了本市第一个农民自费安装的电话号码:81.5059。

这位农民是京郊有名的种蘑菇能手,丰台区郭庄子大队的专业户赵明才。

赵明才在村里是个“大能人”。1983年一年,他一家就出口“盐渍蘑菇”近万斤,同时为城镇居民提供了大量鲜蘑。此外,他还担负着向一批机关、部队、单位以及农民个人提供蘑菇栽培技术服务的业务。及时、准确地掌握市场变化、科技动态、用户需求等信息,对他来说越来越重要。赵明才常说:过去,频繁的业务联系,他只有靠队里的电话,谁传一次,就送给人家一斤鲜蘑。有一次,因电话被耽搁损失了五百多斤蘑菇。

赵明才办完手续后说:“这下好了,铃声一闹,信息来到,我可以放开手脚干了。”(1984年5月24日《北京日报》1版,《京郊专业户赵明才自费安装电话》)

2 装部电话一等好几年

“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”曾经是中国老百姓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。家庭电话一出现,迅速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消费时尚。人们排队申请安装电话就像当年购买彩电、“抢”冰箱一样踊跃,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电话消费热。

1984年,北京仅有私人住宅电话800户,到1992年时增长了140多倍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在全国省会城市中,北京的市话普及率是最高的,每5人就拥有一部电话。尽管如此,市话局向社会公开放号时,人们仍蜂拥而至,有人深夜两点就带着小凳排队,一周内有9700名申请者交了全额初装费。

但交了初装费后,真到装上电话至少要等半年,一两年后才等来电话也是常有的事。

1991年4月28日本报1版刊登了团结湖居民方国荣的来信。他讲述,家里装固定电话,从登记到安装,一共用了4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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